刘一闻

方去疾先生为当代著名篆刻家、印学家。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不仅影响了当代印坛的篆刻创作，同时对我国明清流派印章艺术一域的梳理和研究，亦具引领之功。他是业界一致公认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印坛领军人物之一。如今活跃于海上篆刻界的众多名家，几乎皆受其教诲沾溉。

我与去疾先生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之初。那时，我还是一个才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工人，工作之余，不分昼夜地迷上写字刻印。一次为购买宣纸去南京东路422号的“东方红书画社”（今“朵云轩”），正瞥见临街大橱窗里张贴着公告，内容为向社会征集《新印谱》集体刻印创作稿件。告示中还附了方去疾和单晓天两位先生用简化字刻制的革命样板戏唱词印例，并且在措辞中特别强调欢迎工农兵作者积极投稿踊跃参加云云，让人看了亢奋不已，跃跃欲试。孰料未久，我篆刻印拓应征的稿件居然被选上，同时得知正是方去疾先生在主持此项工作，我暗自庆幸，终于能谒见这位心中仰慕已久的一代名家了。

犹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去疾先生电话把我召至书画社二楼的出版组。从模样上看，先生也就50岁上下的样子，一副笔直的好身板和一种不苟言笑的模样。初次见面时，他那双能把人握得生疼的大手，让我印象深刻。他扼要地向我交代了简化字刻印的基本要求，具体布置完创作内容后，便转身去忙其他事情。此后，因求教以往从未遇到过的简化字印稿设计，我又去过几次。去疾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乍见之下脸色威严难以接近，然交谈时一旦对上了路，倒也话题渐多。尤其涉及专业，他甚至会对年轻人的略知皮毛另眼相看。

因时代而生的以简化字入印的刻印形式，对大多数作者来说，无疑显得陌生而新鲜。在经历了漫长的集体酝酿和反复实践后，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新印谱》第一册得以顺利出版。

倾注着去疾先生大量心血的《新印谱》，自1972年5月至1975年2月共出版3册。因“文革”时期特殊形势之故，艺术出版物往往不署作者姓名，第一册《新印谱》便属此类情形。当时海上印坛名家如王个簃、叶露园、江成之和高式熊以及方去疾、单晓天等诸前辈都纷纷加入了广大作者行列。《新印谱》从第二册开始开放署名。彼时，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专业和业余作者队伍，总共加起来竟超出40位。

在历时数年的《新印谱》创作活动中，我和去疾先生的接触机会渐显频繁。随着讨教次数渐多，我与先生自然也就熟识起来。

1976年春夏之交，我被借调到迁址衡山路并已更名的“上海书画社”编辑部，参与《新印谱》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这使我能同去疾先生朝夕相处于一室，更直接地感受他那表现在方方面面的为人为事的真率品格和干练作风。“文革”后期，先生虽说刚过壮年，但在印坛已称斫轮老手，尤其他的一家之风日趋老到且卓然自立。有行家评论说，方去疾的作品铁笔砉砉，刀笔俱见的治印风格明显有异于常态，此自是与他业精于勤的创作态度有关。倘若换一个视角，或许更与他自幼生成的由审美观念而至的艺术境域作等量齐观。

印稿设计是去疾先生一向看重的基本创作环节。当年，我亲眼瞅得他从抽屉里取出厚厚一大叠墨稿 — 这就是后来出现在《新印谱》中广为人赞的那方“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智取威虎山》唱词）白文印诞生的前曲。这些墨稿是先生曾为印面布局而反复推敲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所留下的痕迹。刻成之后的印章是一方仿古玺风格之作，但见通篇间刀笔相衔、古意盎然，让人爱不释手。我暗自思索，此印即便是篆文创作一式，也难有这般高妙气息。不明就里的人看他飞刀走石似三刀两刀顷刻而成，遂以为刻印小道不过尔尔，殊不知去疾先生的这三刀两刀，正是从他积累一生的千刀万刀中来的。

所谓简化字入印，实际上是一门难度颇高的印章创作形式。它既要具有娴熟的刀法和合理合度的字法和章法，更重要的，是能够充分传递传统印章中的刀笔意蕴和由此而生的丰富内涵。从这一点上说，它的创作难度也许并不亚于以篆书入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去疾先生便已开始这方面的大胆实践。当时他所创作的若干以毛主席诗词为主题内容的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等印作，至今读来仍意趣横生，令人久久回味。如此看来，以现代文字入印的创作方式，虽说客观上受到其自身结体和习惯笔意的局限，但若运用得当，照样能创作出高水准的印章作品来。多年之后，先生依然会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地与我聊起简化字刻印的话题，并且还谈到不少新的设想。只可惜，由于病魔长期折磨，他再也不能拿起心爱的印刀来。

岁月如梭。去疾先生病逝于2001年岁秋，至今已第16个年头。往事历历，特别是每每忆及吾师的殷殷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总令我心存感恩。
　

（刊登于2017年第三期《红蔓》。链接：微信版）

（若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