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

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活跃于清代干嘉时期的邓石如，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书法实践上，他被广誉为“四体书国朝第一”；在篆刻实践中，他率先开创了“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此后，受其影响的书家印人众多。此中，江苏仪征的吴让之和浙江会稽的赵之谦，便是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

从年龄上讲，吴氏要比赵氏要早三十年，但在创作上却是相知同道。吴氏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除了行书一体，其为书为印之初，几乎皆步履邓石如；赵氏书法始学颜鲁公，篆隶书及篆刻则脱胎于邓石如，后参北魏风格而自成一家。两家皆善绘画。

以篆刻一域论，吴、赵名享大江南北并称一流自是天地不朽。有言道，既然吴、赵二氏皆师法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观念亦称大体仿佛，那么缘何在各自的表现风格上却显得如此不同？尤其两者在笔体意态方面的差异，则更是显而易见。

确切地讲，面对一个篆刻家及其作品，所谓篆刻之异，实为书法之别，由此可见书写乃镌刻之基。换言之，同属传统艺术的书、画、印三项之中，书与写的杠杆作用尤不言而喻。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吴、赵两家的书法创作特质和表现方式的异同，并从艺术实践和理论思考的角度，来进一步厘清他们在篆刻创作中的区别所在。

一、邓石如与“印从书出，书从印入”

清代中期之后，随着主张以阐述儒家经典之学的干嘉学派的兴起以及出土文物的空前被重视，有力地带动了金石学、文字学的蓬勃发展，碑学书法由此因运而生。在这个艺术大环境下，作为同属一域的传统文人篆刻之项，受其影响已是必然。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更字顽伯，别署完白山人、游笈道人、古浣子等，安徽怀宁人。幼贫，酷好书法篆刻，尝于金陵梅镠家得观大量佳搨及历代刻本，又问学于扬州程瑶田，笃于艺事终日不辍，创作辛勤，以终成一画时代大家，世称“邓派”。

固然，邓石如的书法创作及其风格，是跟彼时蓬勃兴起的碑学书法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考古发掘出土渐多，吉金文字隶篆诸体已日为写家熟识，并尝试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之中。故尔从某个角度看，邓石如可说是由时代而出的书坛代表人物。邓石如擅长于真、草、隶、篆诸种书体，其涉猎之广用功之勤，在彼时书家中实称鲜有。邓石如于乾隆庚子年在江宁半年，几乎将梅镠家所藏《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以及李阳冰《三坟记》等近十种先秦、汉、唐等各种篆书体遍所临摹，且上手每每百本之数。又因篆刻用字受限，继手书《说文》二十本。此外，再临《史晨》《华山》《张迁》等八种汉碑，各至五十本。以上所列，亦足可见得邓石如在临习古代碑版时的心力所在。

有道是，邓氏篆、隶二体，为其最见功力且最显个性风貌的书法创作形式。尤其篆书，是他最早接触的古代书体，并且是他日后擅长多种书体之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往时就有“完白篆法直通周秦，继六书之絶学”的赞誉。所以，此道后来者，无不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养料。此外，因着时代之故，邓氏对于北魏书风一类的实践模式，同样具有引领风气之先的借鉴意义。

历来对邓氏篆刻的研究者很多。从广义上说，邓石如的印章创作初学明代何震、梁袠脉系，后涉皖、浙诸家，继而运用自己谙熟的诸如汉碑篆额等各类书体作为手法借鉴，一洗先前刻板拘泥之习，终于形成了古朴秀劲、寓书于刻的独立印章风格。难能可贵的是，邓石如所处的时代，正逢各种艺术流派蓬勃发展之时，他能在彼时印坛独树一帜，正体现了他在篆刻艺术上的强大生命力和非凡影响力。尤其是邓氏创作所体现的“印从书出”的实践理念，为后来者开辟了广阔的借鉴之源。

“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是人们对邓石如书法创作的至高评价。包世臣论道：“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捭阖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刹锋以取劲折，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评：“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为京矣！”还说：“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已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貌浑朴，实与汀州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由此可见称誉之高。在篆刻上，邓石如更被尊为开家立派的一代宗师。然而客观地看，由于邓氏少时家贫，故致读书不多，学养有限，加上他一生云游策杖居无定所，以使少数作品显得粗率俚俗习气。关于这一点，倒是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说得实在真切：“完白以隶势作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圆……然卒不能侪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

尽管如此，这一由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几乎发生在古来所有书家印人间的水平起落参差不一之现象，却丝毫不会动摇邓石如作为一名时代大家的崇高艺术地位。

二、吴、赵的书法篆刻创作

吴熙载（1799—1870）初名廷扬，更名熙载，字让之，以字行，别署方竹丈人、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居扬州，包世臣入室弟子，邓石如再传弟子。书、画、印皆擅，印名尤重。

吴氏书法功力深厚，所作篆、隶及真书，初酷似邓石如，中年后以篆隶为主，风格渐趋舒缓平和老到自然。行草书则大抵步履以侧取势号称“裹笔”的包氏一路风貌。

在吴熙载所有的艺术创作之中，篆刻自是他最为突出的一项。与书法一域相仿佛。在刻印上，他最初也亦步亦趋于邓、皖体系，效法“印从书出”的实践理念。随着功力积聚和视野不断开阔，他的使刀如笔的创作方式日益鲜明，他在笔体上极富一波三折之妙的白文印，和充满转折起伏具有篆书用笔特征的朱文之作，便是明证。尤其是渐悟汉印奥妙之后，使他在创作上心摹手追不断走向新境。吴氏刀笔和合充满内藴的印章风格，无疑为邓派篆刻艺术的继续发展增添了新枝，其影响所致，数百年来可谓未曾间断。

赵之谦（1829—1884）字撝叔，号益甫，又号梅庵，更号悲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赵氏极具天赋，他的出色才华全面地反映在诗、书、画、印各个创作领域。

赵之谦的书法早年学颜（真卿），而后以临习邓石如隶书、篆书及北魏书为主课。清代后期，时逢人们对盛行于时的北魏书法风格显现出空前热情，这对于原本创作思想活跃的赵之谦来说自不例外。难能可贵的是，赵氏的高明，恰恰表现在他对此类古典书风的再创造实践。换言之，成熟之后的赵之谦书法，已经远离彼时以描摹，挪移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惯常手法，鲜明地树立起碑帖相合的独具个性创作体貌的赵氏书风。

与彼时大多数印人相仿佛，赵之谦的印章创作最初亦植基于邓、浙、皖各类印风上，同时取法元代朱文并上溯两汉遗制。此外，他还能从时所见得的古代文字样式中广泛获取艺术养料，以充实创作，不断扩展印章表现领域。从这一点看，赵之谦的篆刻创作，已从原先的“印从书出”之域，走向更宽层面的“印外求印”之境。

（刘一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书法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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