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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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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刘一闻主编《养猪印谱》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书末附绍昌撰《编后记》、刘一闻撰《〈养猪印谱〉记忆》。 2015年2月5日《新民晚报》刊登《〈养猪印谱〉尘封半世纪终见天日》，《新闻晨报》等亦报道。中新网、书法欣赏、书画圈、书画超市、篆刻第一网、艺连网、书法研习院、艺道书院、当代艺术、篆刻小站、听涛等讨论。
《养猪印谱》序诗
郭沫若
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 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 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 猪之为用大矣哉， 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 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 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 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 以猪为纲，保钢保粮。 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 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 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 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 一人一猪，一亩一猪， 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 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 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 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 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 猪多肥多， 粮多钢多， 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
转载：豆瓣
《养猪印谱》记忆
刘一闻
印象中将近五十年了吧。一次，我从同道小友处见得一本北京朝花出版社新出的《古巴谚语印谱》，作者是方去疾、单孝天和吴朴堂。小友告诉我，此三者合作的印谱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一本是《瞿秋白笔名印谱》，另一本叫《养猪印谱》，并且都是带边款的。那时候，我刚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对书法和篆刻艺术充满了热情，对此道中的前辈更怀有崇敬之心。虽说自己对印章艺术一知半解，但对当时篆刻家的名字差不多都能熟知，尤其是那些名家之辈以及他们的作品风格。 大概和全国各地的情形相仿佛，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上海一地，为配合政治形势，在文艺创作上，充分体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这个现象除反映在文学刊物和音乐、舞蹈的演出外，时常还有国画院、文史馆等重要文化单位所举办的各类高规格书画展览。所谓规格高低，除却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指人们熟知的名家参与的多或少而论。此外，沪地的出版物以及报章杂志中，也时常会刊登一些名家艺术创作。 那时，家喻户晓的《新民晚报》，无疑是一个上海市民所热心关注的文化窗口，通过茶余饭后一份晚报，了解天下大事和市井百态，已经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习惯。尽管《新民晚报》只有四个版面，然而内容却十分丰富，尤其是《繁花》副刊，更是深受大家欢迎。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繁花》上不断刊登丰子恺、沈尹默、贺天健、关良、来楚生以及谢稚柳和唐云等老辈书画家的作品，特别是逢年过节，必见佳作刊出。 时常登有印章作品以及此类知识性文章，也是晚报区别于其他报纸的一大特点。彼时，在晚报上出现最多的，经常是方去疾、单孝天、吴朴堂三位先生的篆刻之作，有单独发表的，也有三者合作的。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犹如“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和“艰苦奋斗”“埋头苦干”“踏踏实实”“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等好些印花剪贴，以及单、吴两位的《刻印座谈》和《说印》专栏的若干篇幅。 不久之后，我又读到了上海人美出版的《瞿秋白笔名印谱》。书中丰富多样的印面形式和与之相呼应的边款创作风貌，再次让我爱不释手，但心中万般期盼的《养猪印谱》，却始终没有见到。直至七十年代中期，一次我拜访去疾师，忍不住向他询问此谱的事。记得当时去疾师微微一愣后转身打开书橱，小心翼翼地将《养猪印谱》原拓本捧给我，并说只能在桌上翻看不能带回家云云。言语间，我隐约感到他的不快神情。当我问及为何还没见到出版物时，去疾师并没作直接回答，只是双眉紧锁轻轻地说了一句“也不知啥时能出”的话。匆匆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情形印象深刻，令我至今不能忘记。 如今回想起来，这一部由郭沫若题签作序诗、齐燕铭题书扉页和魏绍昌先生作编后记的《养猪印谱》，也完全是当时社会形势下的文化产物。所不同的，这种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方式，则是运用了另外一种迥异于习常的传统艺术方式来反映的。通过篆刻创作的独特手法，来表现养猪的好处—这在我国历史上虽称闻所未闻，但却是一件古为今用有效尝试的新鲜事呢。 当初，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三位，被誉为海上印坛的“三驾马车”，他们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正处在印章创作的上佳时期。以此看，由原本在艺术上志同道合、在创作上风格各异并多有合作经历的篆刻名家来完成这一部作品，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 此三者的老友、文史学家魏绍昌先生，也为这部《养猪印谱》的内容确定、句式选择以及通篇文字的准确和协调，倾注了大量心血。若干年之后，魏先生曾在一篇《关于养猪印谱》的回忆文章中说：“六十年代初，我编过两本印谱，都是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三位上海篆刻家刻成的，一本是《养猪印谱》，一本是《古巴谚语印谱》。前一本是为了配合大跃进时掀起的养猪高潮；后一本是响应一九六一年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两本印谱都取材于当时报刊上的新鲜材料。篆刻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我想推陈出新，利用印章这块「方寸之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做到古为今用。……《古巴谚语印谱》已于一九六四年十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养猪印谱》当初曾在上海博物馆公开展览，得到金石界同志的好评。但它是大跃进的产品，随后由于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养猪方针一度有所改变。当时的出版社要我们加以修改才能印行，我认为一改动势必打乱整个结构，比较难办，而且部分印章重刻也颇费时，所以便耽搁下来了。” 至此，从魏先生的文字中，人们大致明了了该印谱的创作起因，以及迟迟未面世的原委所在。 事实上，去疾师也始终在为《养猪印谱》能得以及时出版而不断努力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他得知老友、曾任国家出版总局局长的王匡赴港出任新华社社长的消息，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向王匡表示衷心祝贺外，还表示出《养猪印谱》或能在港出版的热切希冀之意。同时，也解释了该谱为何不能在大陆出版的原因。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将此信作全文刊录。去疾师在信中说： 一九六二年（应当早于此时），在全国掀起养猪高潮时，疾与单孝天、吴朴堂、魏绍昌商议编写合刻了一本《养猪印谱》，将当时各报社论、谚语（语录）、食种（良种）、宝藏分成为四篇，共计百印，形式较为新颖，得到了齐燕铭、郭沫若等同志的支持鼓励，并亲自为该谱书写了扉页、《序诗》。当时上海人美亦列为重点出版物。不久，由于某些人认为郭老《序诗》“公养为主私为辅”一语，是犯了原则性错误，以至未能出版。接着“文革”开始，这本印谱就一直搁下来了。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又提出了该谱出版打算。为了郑重起见，我们曾将此谱寄郭老审阅，希望他再写几句短文，适郭老卧病在床，乃由其秘书王廷芳同志来函，转达郭老意见：“印谱得以出版，很好，不必加以改动，《序诗》照原版刊行即可，现因手抖，就不另写字了。”十一大时，郭老遇到上海代表巴金，又曾探询印谱是否出版的消息。几经周折，最后听说上海出版局某些同志，认为该谱内容只谈养猪，没有谈到农、林、牧、副、渔，同时纸张亦比较紧张，在目前出版似不合适为理由退稿。现在郭老、齐老、朴堂都相继作古，未能看到该谱的出版，深以为憾。为此，予将该谱请令亲带上，恳请审处，如认为香港可以出版，万望转请有关单位出版，尤为感激。不尽一一。即颂春祺，方去疾二月三日。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革”的结束，全国上下正面临一个百废待兴的喜人局面。去疾师曾兴奋地对我说过“今后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些”的话，岂知所谓拨乱反正却需要时间，这个过程难能一蹴而就。客观看来，信中所涉及的，虽说只是一本宣传政府政策的艺术出版物，却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当时所谓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状态，以及当事部门宁左勿右谨慎小心的一贯工作方式。如今，虽说时过境迁，但仍能想象出彼时人们长期饱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无可奈何。 据闻，王匡曾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间在香港新华社任职。信中提及的王氏令亲，即单孝天先生及门弟子王伟平。伟平兄告诉我，他的确受命于去疾先生，在王匡来沪省亲时将《养猪印谱》当面交给他。让人不曾料到的是，甫任新职的王匡由于事务繁杂，在社址迁徙时，竟不慎将印谱丢失，后经再三寻找，始终未复得见。此事的意外发生，使王匡深感歉意，事后，他曾专赴上海见去疾师请求谅解。 前年早春，去疾师之长女、女婿方箴与董勇来舍下，与我商议即将举办的《方介堪方去疾昆仲艺术纪念展》事宜，言谈间，自然又转到了《养猪印谱》的话题上。我当即提出如印谱尚在，是否可以找一家专业出版社出版，这样，既了却了作者家属多年来的夙愿，更重要的是，对广大篆刻爱好者来说，那可是渴望已久的大喜讯啊！ 事有凑巧。时隔不久，我在着手编著《苏白朱迹》时，偶然间与负责该书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王刚先生谈起《养猪印谱》的事，不料得到他的极力赞同。他动情地说，印谱出版虽说不是本社的强项，但有此缘分来担纲这一部印界前辈的经典之作，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和荣耀。尤其是当他了解了此书创作及出版的整个经历之后，更是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要把书稿再给别人，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做好。 不几日，当我手捧董勇夫妇送来的去疾师当初钤拓仅剩一册的《养猪印谱》时，似乎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在去疾师家里一页页细读此谱的那一幕。这让我再一次重温了当初这三位皆未至不惑之年的当代篆刻名家的艺术杰作。 方去疾（一九二二—二〇〇一年）初名文俊，字正孚、超北，号之木，别署木斋、四角亭长。出生于温州，一九三四年定居上海，一九四七年加入西泠印社。他在创作上一开始就以秦隶和诏版书作为根基，取法高古，所涉广泛，刀笔精湛。廿五岁时已有《去疾印稿》见刊，四十岁以前已显出独家风貌。这是位国内印坛所一致公认的径从古印而出的、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时代印人。 许多年之前还在去疾师汉口路旧居，我便有幸亲睹过他的若干早年摹古之作。此中或秦印或汉印，或小玺或玉印，亦或模拟泥封，可谓各类各式不一而足。但见方方件件皆刀笔从容、古意盎然，令人叹为观止。 根据作品来看，去疾师自创新意的作品，当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后，所作大都以痛快淋漓且推且冲的运刀方式，来表现工稳笔体之下的写意特征，这一类式在创作思维上和技法上皆需要极高的修养。凡常见者，在形式上顾及工整了，不免会失之于板滞状态；强调率意了，则容易出现轻滑单薄之弊。 在实践中，意出秦汉古印脉络的创作范式，通常是白文印之细劲笔调，在技法表现上一般要难于粗壮笔调。而朱文印则相反，换言之，线条粗壮的朱文印作，往往不易充分显现其刀笔意趣，故而，古来鲜有尝试者也自在情理之中。 在我国流派印章艺术不断发展的数百年间，印家中喜好朱文粗笔印风的说来十分有限。明代王逢元、吴晋、沈凤，此三者习惯以大篆文字为趣尚，所作囿于工稳平正，近乎匠作。清初除高凤翰门生朱文震好刻粗笔，然多板滞之嫌。其余者如安徽芜湖印人诸葛祚、江苏如皋乔林都以善刻粗笔铜印和竹根印著称于时，然风格不显。其后吴让之的印作可称开宗立派，但粗文之作则多限于竹印一隅。苏州印人王石香的作品趋于平庸之态，其运刀、结字皆了无生机。晚清一代大家吴昌硕的印风可谓古朴遒劲、锋芒毕露，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此当与他在篆刻上的广泛取法，同时亦有赖于吴氏集书法、绘画于一身的创作之基密切相关。 如上所述，人们或可得知粗文印作的大致发展状况了。倘若以此现象来反观去疾师的朱文创作状况，则令人不得不佩服他在艺术上知难而进的探索精神。他的见刊于《古巴言语印谱》中如“不用猎枪，赶不走豺狼”“眼泪汪汪”“渔网遮不住阳光”和《瞿秋白笔名印谱》中的“秋白”“幹”“子明”以及《养猪印谱》中如“以猪为纲六畜兴旺”“肥多粮多”“宁乡猪”“猪浑身是宝”等代表性粗笔朱文印，以及部分具有简牍意味的朱文作品，皆见刀见笔古意盎然，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称赞。
值得指出的是，去疾师此类令人们耳目一新的在刀笔、结体上多有起伏变化的粗笔朱文印样式，一开始便出现在他印风嬗变的作品之中，这种唯方去疾所有的独特风貌，几乎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晚年创作。 当然，与其朱文印一脉相承的大量刀笔互映、带有健率刀意和浓重笔韵的白文之作，例如《养猪印谱》中的“养猪好处多得很”“人懒猪不胖”“粮多猪多”“福安花猪”等印作，同时皆标志着去疾师在印章创作领域的别具一格和审美高度。 难能可贵的是，在边款创作上，去疾师很早便考虑到款、印文字的统一性。他的边刻以冲刀为主，楷中带行，间而取隶，此在《养猪》等三本印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附带一句，所谓款、印形态不一气格未合甚至南辕北辙，是印章创作中时遇见的问题，这种现象往往会发生在晚近以来部分缺乏书法修养的篆刻作者身上。 概而言之，以上所涉三部印谱，人们不妨可称之为彼时方去疾先生及其合作者的印章代表之作。同时，因着去疾师在艺术上的一贯求索之态，他的另一部大多以简体字入印的《毛主席诗词印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其实已初成规模，这无疑为日后以革命样板戏唱词为基本内容的《新印谱》集体创作，起到了开启范式之先的作用。 所不幸者，去疾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患颈椎症，后经手术虽一时无碍，然不久便复发，从此病卧床褥以至抱疴二十年。六十岁上下的创作年龄，这对一位已有相当造诣的艺术家来说当是黄金岁月，然而，无情的病魔却让去疾师不能再提起心爱的铁笔，这对他本人，甚至是整个篆刻界，都可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 吴朴（一九二二—一九六六年）曾用名吴朴堂，别署厚厂。吴先生与方先生同庚，出生于上海，杭州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经西泠印社创始人叶品三介绍，与王福厂结识并拜其为师。他早年在杭州以鬻印为生，未久来沪上，一九五六年到上海文管会（博物馆）工作。曾专事浙派篆刻，为王福厂得意门生。后以秦汉为法下力尤多，风格寓于工丽、典雅间，弱冠时便有《小玺汇存》行世，一九五八年编辑出版《宾虹草堂玺印释文》，王福厂为其写序。 从大体上讲，朴堂先生的印作崇尚工稳整饬一路，这跟他早年取法浙派风格有关。因此之故，致使他无论在运刀、结字或总体布局上，皆从容老到，显现出厚实的功力。同时，吴先生曾经历时数年，于二十岁之前便临摹刻了三百多方战国朱文小玺，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创作来源绝不仅仅局限在浙、皖流派印风之间，这是他的整个创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顺便也提一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我在吴子建道兄府上，就曾有幸见到过朴堂先生的那些堪称经典的摹古之作。同样让我大开眼界并且万分服膺的，还有子建兄作于中学时代的数量相当、可与朴堂先生合为续篇的极为精绝的小玺作品。 一般地讲，流派印作交给习艺者的，通常是丰富多样的技艺手法。而秦汉印章带给人们的，更多的却是纯粹朴实的上古气息。在此，且不论这些临摹之作可以到达何等水准，然而只要从吴先生此后近二十年的创作成果中，人们便可读得此般唯长期浸淫体验方可获得的白贲之美和别样风调。 除另外两部印谱之外，在《养猪印谱》中，反映在朴堂先生刀笔之下的如朱文印“猪为六畜之首”“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以养猪为荣”“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白文印中“书记大搞养猪试验田”“以养猪为乐”“保山大耳猪”“猪皮”等，皆可称为既显功力更见巧思之作。从这些印作中，人们更多地读到的，是他的渊源有自、水到渠成的大家之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两家一牌的体制单位。时任博物馆馆长的著名鉴定家、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及金石学家的徐森玉先生，十分看重朴堂先生的学养才识，因而每天在上班前半小时，总将吴氏邀至他的办公室清谈一番，然后再各奔东西各自办公，这已成为惯例，此事已成了几代上博人的美谈。 一生谨言慎行规矩本分的吴朴堂先生罹难于“文革”风云骤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将近半个世纪了，前不久，当我面约他的次女吴心云女士时，坐在我跟前的，竟然也是位六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要知道，当时朴堂先生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而她，才只是一个十六岁的不谙世事的孩子啊。据闻，吴先生身后有三个女儿。令人欣慰的是，眼下吴师母身体尚健，且年届九十高龄。 单孝天（一九二一—一九八七年）字琴宰，一字寄闇，别署遂在楼、渴庐、春满楼主。生于绍兴，幼年随父定居沪上。“文革”中更名单晓天。精小楷，他的篆刻初学王福厂工整一路，不久便改学邓散木风格，所作淳厚古朴秀雅可人，可谓得邓氏真谛。上海书法篆刻圈乃至全国印章界，单孝天先生是一位公认的好好先生。他为人诚恳坦然，办事周到妥帖，一如他的书作印作。 因《新印谱》创作之故，我与单先生初识于一九七一年秋天的上海南京东路四二二号“东方红书画社”。说实话，当时自己在刻印上很是幼稚，但最终鼓动我下定决心尝试着投稿的，却正是单先生的“一心要砸碎千年铁锁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那两方人多称赞的简化字刻印。 能够有机会向单先生进一步问学请益的，还与我的业师苏白先生有关。单先生是苏师的师兄，他俩都是邓散木的学生。所不同的是，苏师是邓氏的八年函授弟子。对于单先生，苏师一直以大师兄尊称。 记得与单孝天先生刚认识时，他不过五十多岁，但已有长者之风。他虽不像去疾师那样严谨说话直接了当，然细声慢语之中，倒也所言由衷每每点到要害。尽管如此，单先生却仍一贯地谦逊虚心。不分长幼，经常与青年同道一起探讨艺事，这是圈内人们时时见得的情形。 在创作实践上，单先生借鉴邓氏风格可称由来已久。然而他并未停留在一味描摹追求形似的有限范围内。他的独到之处，最明显的是体现在用刀方法方面。概而言之，所谓邓氏刀法，便是运用细柄薄刃的小规格刀具，通过间切间冲、以切为主的精准下刀，继而营造出古朴苍茫、斑驳雄健的总体艺术效果。在此，邓、单两者虽说用的都是小刀，然单先生的不同之处却在于，他的整个刻制过程始终辅以间冲间切、以冲为主的运刀方法。故而，在单先生的刀下，便出现了与邓氏不尽相同的于古朴中寓秀美、于明快中见含蓄的自家风貌，这个现象，在其所有印作的笔体意态中，几乎都可以读到。 此外，单先生由合理结篆而营造的通篇章法上的错落有致和疏密得宜，也皆显现出他在印章创作上的丰厚积淀和匠心独运。 在《养猪印谱》中，单孝天先生的若干作品如白文多字印“发展养猪业必须公养为主公私并举”“开展母猪全留全配满怀高产全活竞赛”，朱文多字印“为实现一人一口猪一亩一口猪而奋斗”“用更少的人养更多的猪”等，以及“好葫芦长好瓢、好猪种出好苗”和“扫盲不离书、种田不离猪”等印作，皆可称之为令人回味再三的至佳之作。 当然，在《瞿秋白笔名印谱》和《古巴谚语》中，亦不乏如白文“瞿秋白”“史维他”“维宁”，朱文印“陈笑峰”“文尹”，以及白文印“狮子并不像人们讲的那样可怕”“谁怕狼就不要到山上去”，朱文印“睡着的鸟”“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等一系列单氏篆刻精品。 单先生的身体一向衰弱，加上他有很大的烟瘾，于是每见他总一付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几十年以来的哮喘病几乎人所皆知，终于，一次病情的猛然发作，使单先生未能渡过险关。 回想当时，由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先生创作的这三部印谱，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动因，那就是因时而作、因事而为。换言之，当时的一切文艺作品，皆为政治社会之下的必然产物，这对有此经历的人们来说，印象尤其深刻。 就三部印谱的进展顺序而言，《瞿秋白笔名印谱》是为纪念建国十周年和瞿秋白诞辰六十周年而作的。该印谱一九五八年开始创作，为示隆重，刻成后特以线装宣纸本形式出版。印谱由沈尹默题签、郭沫若书序诗，唐弢作序文，出版之后，当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若干时日之后，因内容修订调整和市场需求，又于一九八五年胶印重版。重版后的《瞿秋白笔名印谱》，共收印蜕一百零五件（不含边款），书里新添了方、单两位书于一九八二年国庆节的后记。后记的末了，有这么一段读来让人倍感悲凉的文字：“……印集初版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郭老、沈老、朴堂同志先后谢世，值此，为印集重订补刻之际，谨对他们寄予沉痛的悼念”。 《古巴谚语印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形势产物，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创作完毕，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该谱由康生题签、陈叔通题内页书名、郭沫若书扉页并集谚语为诗录之。内中以古巴谚语三十条，刻印四十七方。其中方、吴各十七方，单十三方。《古巴谚语印谱》虽说薄薄一本，却在当时篆刻界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从时间上看，《养猪印谱》的完成状况，实际上介于上述两本印谱之间。最无奈者，同样是为紧跟形势而奋力创作的这一部篆刻力作，却终因时事不断变幻之故，而长久处于历经曲折、命运多舛之境。 时光荏苒。当人们将思绪渐渐收起，重新回到鼎新、珍护传统文化的现今之时，漫漫岁月已经无情地流走了半个多世纪。历史是一面镜子，遥想当年，作为小众艺术的篆刻一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它的发展路途竟如此地不尽平坦。想来真会让人发出此一时彼一时之慨。 毫无疑问，无论从作品的创作规模、篇幅内容还是编辑形式的理想化程度看，这部《养猪印谱》理当是方、吴、单三位最为看重的创作精华。然而，该印集在出版过程中曾经遭遇的一波三折之累，却又是他们在豪情满怀地投入创作时所未曾料到的。如今，这些前辈都已先后下世多年。有道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三位先生，都是在艺事上有着极高造诣的篆刻家，但在人生历练上却往往乏知，我想，或许这也是老一辈传统艺术家性格深处的共同特点吧！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部众所期盼、为读者心之所系的可称为我国现代篆刻史上划时代之作的《养猪印谱》，终于面世了。回想与出版社商定合作之初，王刚先生就定下版式不变、在规格上以中式线装加函套的最高礼遇，这是我不曾想到的。在眼下出版行业并不算景气的状况下，王总此举，的确从内心让我感动。此外，此书的体例包括题签、扉页和后记等项，基本上也遵循固有的编排样式，以还原来之真实。至于王总要我担责此书的主编让我深感荣幸和愧意，这除了敦促我愈加尽心尽力之外，更令我顿生出唯恐有负于先贤的胆怯。 因为手头有自己的工作，故而这一篇名为《<养猪印谱>记忆》以充当后记的小文，是我一个多月以来思绪所至断断续续写作而成的。这些粗率文字当然无甚文采可谈，唯祈者，假如人们在通读全文之后，能够从中大体领略这几位印坛大家的艺术风范以及该谱出版的不易之旅，这便是我最大的心愿所系了。
《〈养猪印谱〉记忆》，载《养猪印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年11月。又刊登于2014年8月13日《东方早报》、2014年第11期《书法》、2015年第5期《书与画》（节选） 、2016年第2期《篆刻》，以及分两次刊登于2015年第1期和2016年第1期《海上印社》。 又刊登于《世纪》2015年第3期，题为《郭沫若为序的〈养猪印谱〉缘何尘封半个世纪》。转载：静笃斋，网易。
2014年8月13日《东方早报》
《书法》2014年第11期
2015年第5期《书与画》
关于《养猪印谱》
魏绍昌
“篆刻”与“养猪”似乎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但在中国特定的年代，却有了由篆刻名家刻成、有郭沫若题写序诗的《养猪印谱》。 ６０年代初期，我编过两本印谱，都是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三位上海篆刻家刻成的，一本是《养猪印谱》，一本是《古巴谚语印谱》。前一本是为了配合大跃进时掀起的养猪高潮；后一本是响应１９６１年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两本印谱都取材于当时报刊上的新鲜材料。篆刻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我想推陈出新，利用印章这块“方寸”之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做到古为今用。两本印谱前后编成之时，都寄呈郭老教正，并请他题签作序。郭老收到后，很快就寄来了他写的题签和长篇序诗，对我们的这种尝试性的新作，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和鼓舞。《古巴谚语印谱》收印章四十七颗，已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养猪印谱》当初曾在上海博物馆公开展览，得到金石界同志的好评。但它是大跃进的产品，随后由于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难，养猪方针一度有所改变，当时的出版社要我们加以修改才能印行，我认为一改动势必打乱整个结构，比较难办，而且部分印章重刻也颇费时，所以便搁置下来了。不过郭老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人民日报》连载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却把他为《养猪印谱》写的序诗收进札记中去了。在第七十则《讼堂养猪》中，郭老写道：“前年有三印人辑成《养猪印谱》分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荟萃养猪号召，分刻印章一百颗而拓制成谱。索余为序，余因题诗一章，新诗人中有见余诗者，颇嫌不大庄重，实则我乃以极端庄重之态度出之。猪之当被重视，即在今日似亦尚待进一步普及。”这段介绍文字之后附录了序诗原文：“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郭老的序诗，就是选用我编写的印文巧妙地连缀成篇的，末尾还有两行题识：“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８日晨，接阅《养猪印谱》，信笔书此，以粪其首。” 十年动乱之后，令人高兴的是这本冷搁了十七年之久的印谱，据说又可以出版了。１９７７年５月我们将这个喜讯写信报告郭老，并请他对这本印谱重加审阅。几天之后，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复信说：“正赶上郭老生病住医院，医生嘱近十天左右不让他看东西，但此件我们还是准备让他过一过目，这须待到下月初了。”到７月８日，王廷芳同志又来信告诉我们：“最近趁便请郭老审阅一遍，郭老认为：《养猪印谱》得以出版，很好，‘序诗’照原版刊印即可，因现在手抖，就不另写字了。”当时我们捧读来信，都很兴奋，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是后来使我们感到无比遗憾的，不但是郭老在逝世前没有见到这本印谱的出版，而且直到现在，郭老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这本印谱仍然在难产之中，尚未公诸于世。回想起郭老生前对这本印谱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持，特别在他身患重病之际，还是对我们不断鼓励，继续支持，这些情景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我写到这里，心情感到非常沉重，非常难受。 １９６０年３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三位篆刻家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接着就由我搜集资料编写，他们三人分头篆刻起来，花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养猪印谱》。在篆刻方面，我这三位朋友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功力，去疾的奔放，朴堂的精严，晓天的雄浑，各有师承，而又各具风格，识者自有公论，我是外行，不想多说，这里主要谈谈我在编辑方面的一些感受。 第一，社论篇。一共选刻了报纸上三十一篇社论的题目。这些题目，恰好概括地阐明了养猪的政策方针，并且对于种苗、猪圈、饲料、喂养、防疫、管理等养猪各方面的重要问题都作了宝贵的指示。我们从党中央的《人民日报》选刻了三篇题目，其余则依据全国二十八个大行政区划的省级报纸各选刻了一篇题目，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北京到西藏，除台湾省尚待解放外，全国各地普遍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养猪高潮，各地的党政领导对于养猪问题多么关怀。因为所选刻各省报纸的社论题目限于一篇，有许多关于养猪的社论题目便没有选刻，姑且举两个已经割爱的例子：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３日《北京日报》的社论题目《愿养猪战线红旗如海》，表示了首都人民对养猪事业怀有何等的雄心壮志，多么崇高美丽的理想！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解放日报》的社论题目《坚持穷办法大力发展养猪》，穷办法就是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因陋就简的养猪方针，上海是个富庶的地区，物质条件比较优越，惟其如此，党更需要强调穷养猪，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贯彻“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伟大精神。 第二，语录篇。关于养猪的谚语很多，我们选刻时坚持了“厚今薄古”的原则。“养猪没巧，圈干食饱”，这两句本来在各地流行颇广，但现在养猪，一定要苦干、实干和巧干结合起来，学科学，闹技术革命，找各种窍门。像浙江一位老妈妈养的母猪一年能产三胎，还能用粗饲料喂出肥猪；上海金山县的一位饲养员在养猪工作中从正面和反面经验中精心探索并掌握了客观规律，取得了七年不死一头猪的显著成绩。这些事实没有巧干行吗？因此“养猪没巧，圈干食饱”是老办法，今天已经不够全面，所以就没有采取。又如过去有两句“农民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这和现在的两句“扫盲不离书，种田不离猪”对照起来，就划出两个时代的不同，今天不但没有赶考的秀才，也没有被剥削压迫的农民，农民都在学文化了，大批大批地在摘掉文盲帽子，所以后两句比前两句有了更现实的时代意义。 第三，良种篇。中国是养猪最早最多的国家，因此猪种之多，也是世界第一。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在１９５７年搜集的一次极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的猪种已有一百零九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良种，我们这里只选刻了十五种良种的名称作代表，更是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党为了发展养猪业中猪源的需要，极其注意猪种的保护、繁殖和改良工作。云南省西双版纳猛腊县一带所产的猪，就是过去尚未发现过的优良品种，据调查该猪的屠宰率比荣昌白猪和金华猪都要高百分之二点五强，出产的油脂占其体重的十分之一，膘厚六厘米，鬃长八厘米，在体型、外貌上相当一致，背特别宽，而且平直，不像其他良种普遍有背凹的缺点，遗传性方面也比较稳定，它的特点为体躯较短，繁殖率低，这些完全可以通过选种和加强饲养管理来改进，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培养成一种近乎理想的脂肪型良种。 第四，宝藏篇。猪的全身绝大部分可供食用之外，据初步统计，可以制成三百多种产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日用品、药品和工业原料等。我们从猪头到猪尾巴列举了三十多处猪身上的名称，作为印文，而在每方边款上所刻明的用途，仅仅是举其一斑而已。猪不但浑身是宝，而且比别的家畜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点，那就是繁殖力最强，成熟期最短，排泄量最大。一头母猪一年可生二三胎，一胎猪仔至少有十头左右，猪又生长得很快，一般七八个月就能长成一二百斤的肥猪。一头猪一年还可以排泄四十担猪粪，施在田里，就可以增产三四百斤粮食。不仅如此，天津市第二食品厂还利用猪粪作为沼气发电，取出了沼气的粪渣粪水又能够提炼维生素乙，提炼后剩下的滓屑，再可以制出焦炭、煤焦油，同时在沼气里还可以制出作为人工雨用的原料来，这样一算，一斤猪粪经过综合利用后，收回的价值比一斤面粉还贵。 这部《养猪印谱》在编辑篆刻过程中，正当党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大量养猪是促进农业经济综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目前需要大量肥料，养猪又是解决肥源最实际有效的办法。这样使我们更加明确养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从而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力量，更有信心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最后，感谢郭沫若同志的题签和序诗，郭老以诗人饱满的热情为养猪唱了一支最好的颂歌；齐燕铭同志也为我们书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这些前辈的墨宝，使这部印谱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首发签售会
2015年2月7日下午2时，《养猪印谱》出版首发签售会在上海申乐大厦新华书店举行，刘一闻与王伟平、单逸如、方箴、吴心灵参加。
签售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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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斋摄影、整理） |
